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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良玉:学位论文写作的关键是选题

编辑:在职博士招生信息网发布时间:2022-02-20
讲座的主题是“选题”,我准备讲四个问题:
(1)选题是一个学科化、批量化知识生产的概念;
(2)我对选题重要性的理解;
(3)衡量选题价值的四个指标;
(4)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选题。
 
(1)选题是一个学科化、批量化知识生产的概念;
目前,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,选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领域,在完成学位论文的问题上,几乎人人无法回避。老师碰到学生会问,你的选题定了没有?你做什么选题?同学之间也会互相问。“选题”是什么意思呢?选题的基本含义就是论文的主题。
 
目前和选题意思相近或者用法相近的词有这样几个,即“题目”“课题”和“项目”。题目是指文章的篇目,或者说书和文章的标题。查一本书要查书名,查论文要查篇目。现在网上查资料,可以先输入关键词,再挑书籍、论文。在图书馆借阅,要先把书目调出来。文章的题目,是文章内容的概括。同样的文章,同样的内容,可以概括为不一样的题目。
 
常常有这样的情况。原来这篇文章写什么、怎么写有一个想法,写成了也符合原先的想法,但是题目不太好定。题目和文章的内容是一致的,但不是机械一致。一个好的题目,会把文章的内容表达得非常形象。当然,现在为了吸引读者,流行一种标题党的做法,把题目弄得耸人听闻,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。
 
在提炼题目方面,不少人存在短板。
 
常常看到有些文章立意好,内容也好,但题目不够好。原因是推敲不够。
 
前两年,我曾在某大学做过一次关于旅游学的报告,后来把录音整理成文。
 
推敲题目的时候,拟了几个都不满意。作报告的题目是《旅游与文化》,形成文章自然要换。反复考虑,最后定的是“文化认知视角下的旅游”。
 
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。它告诉我们,同样一篇文章,题目就像人们穿的衣服一样,衣服漂亮,人也精神。所以,不仅要把文章写好,题目还要起好,才能准确、生动地反映内容,吸引读者注意。
 
“课题”的本义,是要研究的问题,或者是要解决的事项。比如说,做一篇好的论文,尽快答辩获得学位,是摆在每个研究生面前的重要课题。这就是要完成的任务。研究人员所讲的课题,通常是指要研究什么问题。
 
项目本来的含义,是把某一个任务,分解成几个子项来处理。比如一个大的工程,常常分别由几个项目部门负责不同的子工程。而在社科规划界是指你报了一个课题,被批准立项了,成了被认可的能够获得资助的研究任务。实际上,它就是课题申报者经过若干程序,所报的课题被管理部门批准以后,成了科研体制内的研究计划。或者,也可以理解为研究人员通过申报程序,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研规划作品。
 
选题这个词,过去用得多的是出版社,或者杂志社。每个月、每个季度或者年终,他们都要讨论选题。准备出什么书、发表什么文章,提前讨论选题计划。出版社也会给读者选题说明书,把要出的书,书名是什么,内容是什么,作者有几位,写在说明书上提交讨论和报批。选题也可以理解为写文章的题材,现在和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合在一起,几乎变成了一个流行词。
 
选题这个词在大学里流行起来,不超过40年,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20年。过去大学里没有这方面的明显概念,因为申报社科项目经常要用这个词,慢慢地,它就流行起来了。现在,这个词基本上起三个作用:一是各个学科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主题的时候要用。二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申报社科项目的时候要用。同时流行的还有“课题”,课题申报书实际上就是选题申报书。三是出版部门、杂志社讨论出版计划的时候要用。
 
为什么说选题是一个学科化、批量化知识生产的概念呢?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问题,很值得研究。历史学作为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一个学科,一般说来,是在近代产生的。古人没有历史学的专门教育。科举时代读四书五经。先秦时期,孔子讲“六艺”,不专门讲史学。孔子是历史学的鼻祖,但孔子培养的学生似乎没有历史学家。司马迁是史圣,但是司马迁好像也没有办学校,培养学生成为历史学家。当然,不排除那些时代人们对历史感兴趣,少数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史学素养。
 
同时,古代的历史学家基本都是个体户。比如:孔子、司马迁,都是单干;班固可以说是家庭作坊。他们都是自己写书,没有通过学校培养一批人研究历史。大约从唐宋起,开始组班子写作史书了。魏征主编《隋书》有不少人参与。后唐时期编《旧唐书》,也是有班子的。北宋编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,都不是单干。《资治通鉴》是三个人分工编写,由司马光统稿。专家说,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保存了一张司马光修改稿件的原件。据称司马光统稿的稿纸堆满了两个房间,但后来慢慢散失了,只剩下了这张纸。总之,那个时代没有历史学的科班教育。
 
从学术研究成果的角度分析,传统时代的史学著作有多种形式。比如,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系统的史书、史学理论著述、专门研究著作、政论文,等等。
 
所谓系统的史书,不仅有二十四史,其他各种公私历史著述当然也包括在内,例如地方志,等等。二十四史的很多方面,体现了作者的编撰思想。其中的点评文字,比如《史记》里面的“太史公曰”,《三国志》里面的“评曰”,等等,直接体现了作者的看法,值得仔细研究。
 
举一个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的例子。这篇本纪的“太史公曰”说: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,黎民得离战国之苦,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。故惠帝垂拱,高后女主称制,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。
 
司马迁肯定了吕后执政时期,不折腾百姓,社会宽松,农业发展,人民生活安定。这个评价是对的,为后来《汉书》照录。
 
但是,通观这篇本纪,司马迁的笔下,吕后把持权力、刻薄阴险、手段残忍,几乎毁了汉初的政统,造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。
 
由于周勃、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马上采取措施,发动宫廷政变,这才稳定了政权。把司马迁的“太史公曰”和《吕太后本纪》对照起来读,就可以发现司马迁笔法的深刻。
 
汉惠帝是刘邦死后马上登位的,但司马迁没有为他写本纪,而是违反常规地写了吕后本纪,只在其中附带记录了惠帝的事迹(《汉书》做了弥补,增加了惠帝的“本纪”,但内容干瘪,几不成篇)。
 
对吕后这样的太后兼元老级人物的恶行的记载,事实上是有损于汉初王朝的政治形象的。
 
另一方面,以周勃、陈平为主的元老集团铲除诸吕甚至连带几个刘氏宗室成员,其宫廷政变的方式,恐怕也不会为汉代统治者所喜闻乐见。
 
周勃后来一再遭遇政治危机,差点被以谋反罪清除,就是一个证明。
 
但是反过来说,如果没有周勃、陈平等人的果断措施,刘氏集团、元老集团和吕氏集团之间势必火并,天下必然大乱。不如实交代这段事实,文景时代的政治合法性都不存在。司马迁的记载当然更符合历史的大势。这样的史学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规律,不是狭隘的汉代统治者能够认识的。
 
史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、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等,它们是传统时代史学理论的精华。
 
历史学家的读史心得,比如王夫之的书,是很有名的著作。古人常常穷其一生精力研究某个问题。比如,清代学者顾祖禹,只活了62岁,却花30多年撰写《读史方舆纪要》130卷,死后才出版。古代政论文通常归类在文学作品中,但它们不仅有文学性,也有史学性,而且风格上和现代史学论文比较接近。
 
当然,古人写政论文和现在写史学论文不一样。
 
比如,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写过一篇《管仲论》,全文只有约850字。今天要是拿来申报职称也许都不具备资格,因为太短了。他说,管仲临死的时候,齐桓公去探视,问以后事。管仲提醒说,有三个小人你要注意。苏洵说,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,临死应该为国家物色优秀的人接班。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死了,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:夫国以一人兴,以一人亡;贤者不恐其身之死,而忧国之衰。故必复有贤者,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,何以死哉?
 
苏洵的讨论有“论从史出”的影子,所以说,这种政论文和今天的史学论文有某种相近的地方。当然,古人有许多专题性的史学研究,多半是书籍,应该把它们看作专著。
使选题这个词在历史学界流行起来的有哪些因素呢?
 
第一,近代教育的转型。
 
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体制化的背景。近代新式大学建立以后,历史学正式成为一个学科,负有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使命。历史学科班化教育的一个特点,就是通过对学生读历史、写论文的专门训练,使解读历史的方法可复制地造就学生。
 
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开创时期,有三所大学比较值得注意:
 
一是京师大学堂,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;
 
二是北洋大学,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;
 
三是山西大学。北洋大学是一所工科学校,跟历史学没有关系。有关系的是另外两所。
山西大学据说1902年就开了西洋史和中国古代史的课程,北京大学据说是1903年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外国史学门。我们南京大学的前身——三江师范学堂筹办于1902年,开学于1903年,有材料说开学伊始就有历史学科。当然,有的校史著作的记录必须仔细推敲。
 
 
第二,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。
 
改革开放后这个制度的恢复,使得史学论文的生产不仅逐步提高质量,而且逐步体制化。
 
研究生教育起源于民国时期。北京大学1918年开始,清华大学1925年开始,中央大学1934年开始。新中国1952年开始招研究生,全国只招了214人。1955年决定培养副博士,1956年全国第一批招了1 015人。
 
改革开放后,1981年恢复研究生招生,但规模很小。1987年全国招收博士生4 000人,当年共有3 800位导师。1998年以后逐步增加,现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美国。南京大学1994年招了170名博士,到2003年,每年招800人,之后逐步增加。
 
为了列举我们历史学院的数据,我昨晚对《桃李芬芳——南京大学历史系110周年庆典》(南京大学历史系2012年5月编印)公布的名录进行了统计。中央大学历史系1941年、1947年、1948年三年共招了硕士研究生10人;南京大学历史系1962—1966年只招了3名研究生;1978—2008年的30年间,招收了1455名硕士生;1981到2008年的28年间,招收了795名博士生。
 
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,使得论文的生产具有批量化的性质,而选题自然也成了一个经常性的问题。我的第一批博士生2001年入学,到2012年,一共招了46人;1992到2011年,一共招了26个硕士生。硕士论文的选题稍微好办一点,压力不是很大;压力大的是博士论文选题。
 
第三,强势流行的规划科研。
 
现在,在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,项目申报已经成了中心工作之一。对所有教师、研究人员来说,项目关系切身利益。以上三个因素中,硕、博研究生教育和课题申报的需要,是造成“选题”这个词广泛流行的最主要因素。
 
我认为,可以把选题这个词固定下来,作为指代学位论文主题的一个概念。
 
我最早在正规场合使用选题这个词,是在1999年5月。当时准备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。申请表有一项是被批准后的工作打算。
 
我写了五项,它们体现了后来的工作思路。
 
其中第三项是:“在学位论文的选题方面,加强选题论证,选择国内外最前沿的课题。”2000年9月,我写过一篇文章,即《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应当注意的几个要点》。这时我准备招生了,开始考虑博士生的培养有哪些环节,应该如何提高论文质量。
文章就是为此而写,其中用的是“课题”这个词。
 
经过2001—2005年的实践和总结,觉得还是“选题”这个词好。当年内部开会专门讨论选题,我在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,在《江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发表,题目就是《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》。选题这个词和课题比,课题指既定的主题;选题不仅表示是个选项,而且隐含有一个选择的过程。
 
(2)我对选题重要性的理解;
我接触选题问题,是在我自己招收研究生之前。这里要谈到我的导师蔡少卿教授。
 
他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生,199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。他早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一些事情,蔡老师命我帮他处理。这是蔡老师对我的提携和教育。
 
我记得,有一位同学自己定的博士论文题目,蔡老师不满意。后来他对那位同学讲,你去跟李老师谈谈吧。同学来我家说:“李老师,蔡老师交给您一个任务。我定了三个题目,蔡老师都不满意。现在请您帮忙。”我说:“你不要假传圣旨啊。”他说,我哪敢瞎讲。我当场打电话请示蔡老师,蔡老师说,是的,是我让他找你的,你帮他弄一弄吧。于是我就和他聊了半个小时,给他出了一个题。他很开心,回去报告蔡老师。蔡老师说,很好,就做这个题。结果这个题做出来很成功。
 
为什么选题很重要,道理就在这里。
 
以下几点,可以代表我对选题重要性的认识:
 
第一,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选题意识。
2005年,我们曾经内部讨论选题,在校硕士生、博士生一起讨论选题怎么找,什么样的选题是好选题,怎样才能把定好的选题做好。
 
这里有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。
 
我们的同学都非常自觉,他们互相之间就有讨论选题、找好选题的风气。有些选题是在同学互相讨论中形成的。有几次同学跑过来说:“李老师,我跟同学商量了一下,想做某个题。”我说肯定可以啊。所以,同学之间相互讨论非常重要。
 
我招收了46个博士生,每个人都必须做开题报告。
 
所有人的选题都必须经过我点头,否则不能做。一定要优中选优,好中选好。任玲玲书记的博士论文研究浩然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,这个作家就是浩然。她通过政治化写作的视角分析浩然,选题就非常好,好像还没有注意到有同类的著作。书出版了,也没有什么异议。
 
第二,在所有社科评奖,或者项目评审过程中,都把选题放在第一位。
 
衡量一份作品,哪怕写得再好,如果选题不行,我肯定不会给差评,但也不会给高分。
 
假如衡量作品的总分是10分的话,我主张选题这一项应该占5分。也就是说,在评价指数中占50%。
 
2014年4月9日,我受邀参加国家社科项目通讯评审。评审指标是三个:选题3分;论证5分;基础研究2分。
 
我在评审表上写了以下建议:“建议规划办改变评审表中三个评价指标的权重,可考虑提高选题的权重,将其提高到5,将论证的权重降低为3,因为选题是关键。”
 
同年9月25日,上海市社科规划办来宁征求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办法的意见(会议在华东饭店召开,我记得参加者还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王珏教授等人)。我同样建议他们修改评价指标。
 
他们原先有七个指标:理论方法和叙事的创新性占3.5分,论证的严谨性占1.5分,阐述的系统性占1分,引证的规范性占0.5分,研究的难度占1分,资料的来源占1分,学术评价占1.5分。
 
我建议把七项改为五项,分值也调整,选题这一项改为5分(这些建议他们是否采纳不清楚)。
 
按照我的标准,有作品拿来评奖,选题不好,扣掉2分,就只剩了3分。其他四个指标里面,稍微再扣掉一点,评奖就很难了。这就是选题决定(这里只根据指标做抽象讨论,不涉及具体评奖,因为评奖的实际操作非常复杂)。
 
现在,有大量的重复作品,大量的炒冷饭作品。重复是重复别人,炒冷饭是炒自己。
 
平常在审稿中,也经常发现这样的文章,都是许多年之前有人写过的选题,甚至写得很多的。
 
我公开质疑过,许多名人,例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、孙中山、陈独秀、鲁迅、李大钊、胡适等,有多少硕士生、博士生做过论文?大家可以查一下,光研究孙中山一个人就写过多少篇博士论文?
 
我非常推崇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,赞扬他对中国历史的崇高贡献。我专门写过讴歌辛亥革命、赞美孙中山的论文,这都是有据可查的。
 
但做博士论文是不能这样的。
 
因为历史太丰富了,可以研究的题目太多了,不需要大家一窝蜂地奔着少数名人而去。
 
有许多文章,甲讲了七分,乙讲了八分,丙讲了九分。就九分的文章来说,前面的八分可能都是重复其他人的意见,作者自己的发明只有一分。
 
这种文章写了干什么呢?
 
我跟年轻人说过,如果写一篇文章,这个问题上的知识空间是10分,至少要把十分之八占掉。别人想天大的办法,绞尽脑汁,最多只能占2分。相比之下,你有十分之八,他有十分之二,还是没有超过你。你在先,他在后,你不可能抄袭他,他有抄袭你的危险。我坚决反对同一个选题写几篇文章。
 
现在不少人因为急功近利,要凑论文数,于是不惜零打碎敲,把一个选题拆成几篇文章写。这是眼前看到的有利益的事情。但是从个人学术成长的长远眼光看,得不偿失,不应提倡。
 
第三,在一应杂志审稿,博士论文答辩,博士论文评审、盲审、复检,项目立项评审、结项评审,博士论文后期资助评审等活动中,都把选题放在第一位,炒冷饭的题一律不给高分。
 
第四,在和年轻学者——包括我的学生、其他老师的学生、外校学生,甚至外地、外省学生讨论文章、交流经验的时候,都建议他们把抓选题放在首要位置。有时候,有年轻朋友拿来一篇文章,想修改一下去投稿,要求讨论一下。
 
我的办法是首先看选题怎么样,或者说,看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主题好不好。一般说来,评价文章有四个指标,即选题、结构、观点、文字。
 
掌握了这四个指标,写文章不难,评论文章也不难。别人拿文章来和你讨论,按照这四条去分析,大体上不会错。其中,选题排在首位。选题不对,后面三条就不用讨论了。
 
 
 
03(3)衡量选题价值的四个指标;
衡量选题价值有四个指标,也就是四个性:即问题性、时代性、标志性、可操作性。现在,就来解释一下。
 
第一,问题性。
 
这是说选题所要解决的问题,是一个真问题,一个有意义的问题,不是一个伪命题。经常有人把文章写得很长,但讨论的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。这是学术研究特别要注意避免的。有些讨论没有什么意义,这类没有价值的文章写了干嘛?文章写出来是给人读的,如果别人读的兴趣都没有,你的工作价值在哪里?
 
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有人提“问题意识”,那么,问题意识究竟指什么?我认为,它是一种研究人员的一种思维习惯,也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法论。所谓提出问题是多方面的。
 
比如:读一篇论文,能不能看出其中论证逻辑上的矛盾?讨论一个选题,能不能指出必须从哪几个方面解释它?读一堆资料,能不能把其中所包含的需要揭示的问题提炼出来?一般说来,这是“问题意识”最本质的意义。
 
所谓“把死的材料做成活的文章”,就是把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实际情况和问题归纳出来,加以说明,从而获得某种历史真相和演变规律。根据这个意思,也可以说,选题就是课题,课题就是问题。
 
对于博士论文应该讨论的问题,我曾经说过:所谓博士论文,就是提出问题并给了充分说明的专题性研究论文,或者说专题性学术著作。
 
这里说到“提出问题”,那么,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博士论文应该讨论的呢?
 
我以为有四条标准:
 
一、是一个学术问题;
二、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;
三、是一个过去甚少讨论甚至未曾被注意的问题;
四、是一个能够找到丰富材料进行论证的问题。
 
凡不合乎这四项标准的问题,都不应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项。或者说,所有讨论不合乎这四项标准的问题的论文,都不合乎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。
 
这个看法,应该是对的,供大家参考。
 
第二,时代性。
 
我们这里讲的时代,不是大的政治时代。
 
做学术研究跟大的时代有关联,但这里讲的时代性不是这个含义,而是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讲的。
 
那么,学术思潮意义上的时代是什么含义呢?我认为,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,常常是这个时代学人最敏感的心理渴望,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和学术良知在知识价值上的体现。他们的知识追求常常会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心灵感应一样地触发出来,而且会很快引起共鸣。
 
这就是我们要抓的学术思潮的时代。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,有它构成的原理,其中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知识逻辑和不同价值的碰撞。
 
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时间。下面举三个古人的例子。
 
一个是贾谊。
 
他写过一篇《过秦论》。“过”,就是批判,这是他对秦王朝的批评。他说秦始皇统一国家以后:“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;隳名城,杀豪杰;收天下之兵,聚之咸阳;销锋镝,铸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天下之民。”秦始皇这么厉害,秦王朝却二世而亡。这是为什么?原因在哪里?他说: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
 
一个是柳宗元。
 
他写过一篇《封建论》。柳宗元批评秦王朝:“亟役万人,暴其威刑,竭其货贿。负锄梃谪戍之徒,圜视而合从,大呼而成群。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,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。天下相合,杀守劫令而并起。咎在人怨,非郡邑之制失也。”什么意思呢?秦王朝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统一了国家,但是动不动就驱使上万民夫,实行残暴的酷刑统治,耗干了人民的血汗。因此,像陈胜、吴广那样的造反之人,一呼而百应。他认为,秦王朝的灭亡,咎在“人怨”而已,不在于秦王朝的实行的郡县制。
 
一个是杜牧。
 
他写过一篇《阿房宫赋》。肯定有不少同学读过,杜牧写这篇文章的时候23岁。文章开门见山:“六王毕,四海一,蜀山兀,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,隔离天日。”非常简洁地把三百里阿房宫的气势交代出来。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根源:“呜呼!灭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,非天下也。族秦者,秦也,非天下也。嗟乎!使六国各爱其人,则足以拒秦。使秦复爱六国之人,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,谁得而族灭也?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 
贾谊是公元前200年出生的,杜牧大约是公元852年去世的。
 
上述三篇文章大约相隔1000年。
 
这些文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?体现在高度的民本主义思想。
 
在皇权时代,相对于皇权主义和官本位思想,民本主义是相对优良的政治哲学。
 
至少,可以在政治价值上构成某种制约。过去讲汉武帝独尊儒术。这可能有争议。
 
到底汉武帝有没有马上实现独尊儒术,可以不去讨论,而只把它当作一个标志。
 
贾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,《过秦论》的思想,应该是汉代的统治思想从黄老之术向独尊儒术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。他们批评秦王朝“仁义不施”“暴其刑威”,主张“爱人”和“仁政”,张扬了进步的历史观。从国家政治制度的观念上来看,它们同样是非常卓越的。
 
唐代从唐玄宗开始,就基本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。安史之乱是第一个大爆发,从此以后中央政权的能力急剧下降,整个唐王朝处在衰败的过程之中。藩镇割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最后唐王朝也灭亡于藩镇割据。
 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柳宗元指出秦王朝的灭亡跟郡县制没有关系,跟中央集权没有关系。他对封建制的批评与藩镇割据的现实针锋相对。他对一些政治偏见的驳斥,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光芒。这就是从学术思潮上把握文章的时代价值。
 
第三,标志性。
 
可能大家感到很为难,一个年轻的博士生或者硕士生,他的论文有没有可能达到标志性的程度?这似乎值得怀疑。同学甚至会质疑我,老师的研究有标志性吗?同学有权这样质疑。
 
因此,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标志性弄成一个绝对的条件。
 
可以把它分解一下,分成四个层次。
 
其一,导师指导的同学中的代表作。导师前后招了20个同学,你的论文是上等的。
 
其二,同时毕业的本专业的代表作。比如,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今年毕业了20位同学,你的论文是其中比较好的。
 
其三,同时代这个领域的代表作。“这个领域”是限制范围。比如,在研究某个时期的土地问题的著作中,你的论文是好的;在研究某个时期的赋税问题方面,你的论文是好的;在研究某个历史人物的著作里,你的论文是好的;等等。说白了,你研究什么问题,在这个问题上你的论文是上等的。
 
其四,一个时代的精品之作。这个要求比较高。这种论文还是有的,但是难度比较大。所谓标志性,就是这样几个目标,其中最难的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品之作。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讲,可以争取,但很难做到。其他几条,都具有争取达到的现实性。
 
第四,可操作性。
 
我们讲选题好,论文好,对于年轻的博士生来讲,也是相对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个:
 
一是要有前瞻性。
 
不要去找那些曾经被反复讨论的问题。对下一个学术思潮、下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领域,要有一定的超前认识。但是,又要注意学术上的过度超前有副作用。
 
1993年,我发表过一篇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》,从十个方面考证了胡适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。我想这个选题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就不用谈了,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认识也还达不到。1993年初发出来的时候,仍然具有前瞻性,所以有一定影响。
 
这就是前瞻性的重要性。同时,又不能过度。
 
年轻的同学做论文,要注意不出政治问题。这么说的本意是爱护大家。我的学生一律不允许随便乱讲,必须严格地限定在学术的范畴内,以学术的眼光讨论问题,始终坚持平实的学理性标准。我提倡安心读书,学有所成;关心政治,远离地雷。
 
二是有资料基础,可操作性主要就是有资料。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。最近有一本书,叫《军机处200年》。这位专家看到了很多材料,把清代200年中军机处怎么运作的作了研究。这样的著作有意思,在思路上有启发。但是,假如给同学出一个题,“中共中央政治局四十年来的会议记录研究”,可不可以?当然可以。这样的题非常好,目的是赞美和理清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源流。但是不具备操作性,国家的档案制度就不允许。
 
许多档案按法律规定都还没有解密,怎么研究?常常有许多选题想法很好,但现实却很骨感。有些历史事件需要回避,或者需要等待。哪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,都有一些禁忌不能碰。
 
前几年,学校和历史学院委托几个同学来做口述史资料,我跟他们谈了三次。我很认真,但是只谈到1977年。我跟他们说,1977年以后不能再讲了。谈话记录和录音都交给了档案馆。
 
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,都有许多不能马上谈的东西,研究历史哪里会那么简单?
 
四、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好的选题?
我送给大家四句话:
第一,会哭的孩子多吃奶;
第二,“晴川历历汉阳树”;
第三,“书山有路勤为径”;
第四,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
 
会哭的孩子多吃奶。这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谚语。
 
那时候一个家庭好几个孩子,肯定是谁哭得凶谁多吃几口。
 
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?
 
就是在选题问题上,乃至于在整个读博士的过程中,都要跟导师沟通好。有些同学读到一半读不下去了,甚至在第八年给清退掉。原因很复杂,但和导师沟通不够,肯定是其中之一。
 
我过去说过,学生要善于利用老师。这么讲疑似有点庸俗,怎么能利用老师呢?实际的意思是,要主动借助于老师。你解决不了的问题,老师也许能解决。
 
现在,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好像是个敏感问题,时不时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传出来。
 
前几天,网上报道某大学处理某硕士的论文涉嫌抄袭问题。结果是查实无误,该同学硕士学位被撤销,导师的指导教师资格也被撤销。
 
这类事肯定会影响社会对大学老师的心理预期。但是,我要借这个场合声明,在今天的大学里,绝大多数老师是负责的,并且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指导同学。
 
我尤其要声明,历史学院所有在职老师都是非常出色的,他们比我强十倍。希望大家充分信任老师,同时,也要理解导师。导师带一批同学,要帮大家找到合适的选题,也要殚精竭虑。
 
因此,要提倡师生合作,共同把事情做好。
 
“晴川历历汉阳树”。这是从崔颢的《黄鹤楼》里来的,说的是作者登上了黄鹤楼,西边汉阳那块地上的绿树看得很清楚。
什么意思呢?就是找一个好的选题,只有登高望远,才能看清目标。
 
有四个问题要注意:
 
一是要查一下导师过去指导的题,看看前面的同学做过什么。
 
二是查查本专业同学过去的题,看看他们做过什么。
 
三是查查在你的选题上,过去有没有人做过。
 
四是综合评估一下,在你定的目标上,别人做得怎样,能不能超过他们。这一点很重要,不等于人家做过的题就不能做。一般情况下要注意回避,别人做过的,尽量不要去碰。因为容易撞车,而且超不过别人就是失败。
 
所以,要把学术动态搞清楚,不要做无用功。
 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”,是指你要去读书,特别是挖材料、读材料、盘材料。读了很多史料,加上了解了动态,就可能激发灵感。做论文,一定要大量地读书、读材料。虽然没有捷径,但是可以有灵感。同样的材料,别人从那个角度解释,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。并不是说材料只能用一次。同样的材料,从不同的视角,用不同的方法,可以做不同的文章。
 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材料的收集上。环境在不断变化,因此收集材料,确定选题,也要随之不断变化。
 
近现代史的论文,要多到网上去找档案。比如,可以通过有关渠道去查国外的档案,国内档案馆很多材料网上也有,当代史的论文尤其要注意收集档案。有些问题如果缺档案,讨论起来将很困难。但是,有些不需要利用档案的问题,找起材料来就容易得多。因此,不依赖档案,转头去搜集民间资料,去泡图书馆,去找最新出版的文献,是一个好的方向。
 
据有关专家估计,1949年之前,国内出版的期刊大约5万多种,报纸大约一万多种。晚清到民国,国内出版的图书大约60万种。
 
许多年前,我曾在图书馆系统地读过好几份报纸,收获特别大。
 
现在许多旧报纸有电子版,网上阅读很方便;最近香港出了一套张国焘的文集,江苏省社科院也将出一套50来卷的大运河史料;晚清有一套书叫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几十卷。
 
以上种种材料,从中找选题的空间,应该很大。
 
说得离题一点。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古代史的研究生?在保持原典的前提下,按照现代字典学的方法,组织现代版《说文解字》,我认为功德无量。同样,在保持《康熙字典》原典内容的前提下,用现代字典学的方法,编辑出版现代版的《康熙字典》,意义十分重大。这些书我也经常使用,深感有必要把它修订为现代版。
 
当然,这是很大的文化工程,不是博士论文可以做的。
 
传统典籍要用现代文化、现代技术的方法转化,使之成为富有现代风格的文化经典。最近上海有关单位在筹办“郑超麟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学术研讨会”,我认为很有意思。
 
有人研究罗章龙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关系。李敖的儿子利用台湾地区的档案,写了一本关于向忠发的书(李戡《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》,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),超过了既往的研究。所以,找材料不难,难的是转变思路。
 
总体上讲,硕士论文也好,博士论文也好,对年轻人来讲,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新起点。做好论文,将是人生精彩的一笔。
 
好的选题将使你的论文为之一亮,好的论文将使你的人生为之一亮。而好的论文,取决于好的选题。
 
也就是说,无论硕士生、博士生,抓住好的选题都有重大意义。要记住,对于读书人来说,文章从来都是头等大事。清代有人给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写序,其中说:
 
读古今上下数千百年之书以成一书,兼括数千百年之上,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,此其志岂文人经生所能及者哉!
 
这是一个多么高的尺度啊!书写出来了,千百年以后还有人读。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,但眼前可以努力做得好一点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19岁写的文章,谈到当年到了京师,也就是今天的开封的感观。他说:“见翰林欧阳公,听其议论之宏辩,观其容貌之秀伟,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,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”(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)大家想一想,把文章写好多么重要!
 
最后,我真诚地希望,若干年后读到诸位的文章,也能由衷地感叹一句:“而后知天下之文章皆聚乎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也!”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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